第1058章 我换上那件吊带那晚,婚姻碎了一地(1/2)
我从没想过,一段婚姻的彻底死亡,只需要一句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那天傍晚,我妈的电话第七次响起。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“母亲大人”四个字,手指悬在半空,迟迟不敢划下接听键。厨房里炖着的排骨汤咕嘟作响,白汽氤氲,把整个灶台都蒙上一层薄雾。我最终还是接了。
“小颖啊,你跟其山结婚都三年了,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?”我妈的声音像一把钝刀子,不锋利,但磨得人心口发疼,“你二姨家的表姐,上个月刚生了个大胖小子,你三婶昨天还拐着弯跟我打听,问我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——”
“妈!”我打断她,声音比预想中要尖利。
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,然后我妈叹了口气,那口气又长又沉,像把我整个人都压矮了三寸:“妈不是催你,妈是替你着急。女人啊,过了三十生孩子就难了,你今年都二十九了……”
我闭上眼睛,听着她在那头絮絮叨叨,从怀孕的黄金年龄讲到坐月子的注意事项,从学区房的政策讲到未来孙子的教育规划。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,扑通扑通砸进我胃里,沉甸甸的,坠得发慌。
挂了电话,我站在厨房里发了好一会儿呆。排骨汤已经收汁收得差不多了,汤面泛起一层油亮的光泽。窗外的天色暗下来,六月的黄昏闷热得像蒸笼,连知了都懒得叫唤。我忽然想起结婚那天,也是这样的闷热天气,宋其山穿着笔挺的西装,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,在司仪的引导下对我说“我愿意”。那时候他看我的眼神,还是滚烫的。
三年。三年能把滚烫熬成温热,再熬成现在这样——不冷不热,不咸不淡,像隔夜的凉白开,解渴,但没有任何滋味。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。一个后来让我无数次在深夜里辗转反侧、恨不得抽自己耳光的决定。
我换上了那件吊带睡衣。
那件睡衣是结婚前闺蜜林知意送我的新婚礼物,酒红色的真丝料子,细细的吊带,领口开得极低,裙摆只堪堪盖住大腿根。当时知意挤眉弄眼地把包装盒塞给我,说这是“秘密武器”,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我红着脸骂她不正经,回家后就把那盒子塞进了衣柜最深处,一塞就是三年。
我把睡衣翻出来的时候,手指触到那冰凉的丝绸面料,心跳得厉害。我在浴室里磨蹭了很久,洗了澡,吹干了头发,甚至破天荒地喷了一点知意送我的栀子花味香水。镜子里的女人让我有点陌生——皮肤因为热水蒸得泛着淡粉,眼睛亮晶晶的,嘴唇微微抿着,像是要去赴一场没有把握的考试。
我深吸一口气,推开浴室的门。
宋其山半靠在卧室的床上看手机,眉头微微皱着,大概是在看工作群的消息。他在松烟镇上的建材厂做车间主任,管着二十来号人,每天回来都是一副被榨干了精力的样子。床头灯把他半边脸照得明亮,另半边隐在阴影里,轮廓倒是依旧好看的——他一直是好看的,从我在镇上纺织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。高且瘦,眉骨很深,下颌线条利落,笑起来的时候有点腼腆,不像镇上其他那些油嘴滑舌的男人。
“其山。”我叫他,声音比平时软了几分。
他“嗯”了一声,没抬头。
我走到床边,在他身侧坐下来。真丝睡衣贴着皮肤,凉丝丝的,滑得像水。我侧过身,让床头灯的光线照在自己身上,照在那根细细的吊带和锁骨下方大片裸露的肌肤上。我的心跳得很快,快到我觉得他一定能听见。
“老公——”我伸手,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,“我们俩……要个孩子吧。”
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,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宋其山划手机的手指停住了。他缓缓抬起头,目光落在我的脸上,然后慢慢往下移,扫过我的脖颈、锁骨、那件酒红色的吊带睡衣。那一瞬间我以为他会伸手抱我,或者至少笑一下,说点什么温情的话。
但他没有。
他看了我几秒,然后把手机关掉,放到床头柜上,动作很轻很稳,像在处理一件公事。然后他开口了,声音平平的,甚至带着一点我分辨不出是疲惫还是厌烦的东西。
“孩子?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,嘴角扯了一下,那个弧度算不上笑,“田颖,你记不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,你家要了十八万八的彩礼?”
我愣住了。像走在大街上忽然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冰水,从头皮凉到脚底心。
“我——”我想说什么,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“十八万八,一分不少。”宋其山看着我的眼睛,语气平静得近乎残忍,“我爸把攒了大半辈子的老本都掏出来了,我妈还偷偷跟我舅舅借了三万。这事儿你家不是不知道,但你爸妈当时怎么说的来着?‘这是规矩,不能少’。”
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。三年前那场婚事,彩礼的事情确实闹过不愉快。我爸要了十八万八,宋家觉得太高,托媒人来商量能不能少一点。我爸不肯松口,说田家在松烟镇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,嫁女儿彩礼少了让人笑话。我妈私下跟我说,这钱他们一分不会动,都是给我留着的,让我别担心。但这话我没有告诉宋其山——那时候我觉得说不说都一样,他是那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,不该计较这些。
可我错了。他计较。他一直都在计较。
“这事都过去三年了……”我的声音有点发抖,那件酒红色真丝睡衣忽然像长了刺,扎得我浑身不舒服。我下意识地抬手遮住锁骨,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
“是,过去三年了。”宋其山点了点头,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,“三年了,你爸妈提过那笔钱吗?说过一句‘这钱我们不要了,给小两口过日子用’吗?没有。一次都没有。他们就攥着那十八万八,攥得死死的,好像我是个外人,随时可能跑路,那笔钱是给你留的后路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,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,钉进我胸腔最柔软的地方。
“所以你是因为这个,才不想要孩子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遥远的,飘忽的,像不是自己发出来的。
“我没说不想要孩子。”宋其山移开目光,望向窗外黑洞洞的夜色,“我只是觉得,现在不是时候。而且——”
他顿了顿,那个停顿里藏了太多欲言又止。
“而且什么?”我追问。
“而且你家里人那个样子,我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,他们会掺和成什么样。”他终于把话说完了,语气淡淡的,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我忽然觉得很冷。六月的夜晚,闷热得连知了都懒得叫的夜晚,我穿着酒红色真丝吊带睡衣,坐在铺着凉席的床上,冷得像掉进了冰窖。
“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”我说。
“跟你说有用吗?”他反问,终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,那个眼神让我心脏猛地缩紧——那里面不是愤怒,不是怨恨,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,叫做“无所谓”。
“田颖,日子就这么过着呗,挺好的。孩子的事,以后再说。”
以后再说。这四个字他轻轻巧巧就说了出来,好像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。可他不知道,一个女人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,心里那根最细的弦,就那么“铮”的一声,断了。
我没再说话。宋其山也没再说话。他重新拿起手机,屏幕的蓝光映在他脸上,把他照得像一尊没有温度的雕塑。
我躺下来,背对着他,把被子拉到下巴,蜷缩成一团。那件吊带睡衣卷上来,勒着我的腰,不舒服极了,但我不想动。我的眼眶很热,但眼泪迟迟没有掉下来,就好像连哭的力气都被刚才那番话抽干了。
床的那边传来他均匀的呼吸声。他睡着了,或者假装睡着了。总之他没有碰我,没有抱我,没有说一句“别生气”或者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”。
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风,吹得窗帘一鼓一鼓的。远处传来隔壁老赵家电视机的声音,模模糊糊的,像是有人在笑。这个夜晚和任何一个夜晚都没有区别,但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。
我睁着眼睛躺了很久,脑子里乱糟糟的。一会儿想起结婚那天宋其山给我戴戒指时微微发抖的手指,一会儿想起我爸在婚礼上喝多了酒、拍着宋其山的肩膀说“我女儿就交给你了”的样子,一会儿又想起宋其山他妈——我婆婆——每次见了我都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现在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,那个表情意味着什么。她是在心疼那十八万八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宋其山已经走了。床头柜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白开水,这是他结婚三年来唯一没断过的习惯——每天早上给我倒一杯水。以前我觉得这个细节很暖,今天我却盯着那杯水看了很久,心想,他做这件事的时候,心里想的是“我爱这个女人所以照顾她”,还是“这是做丈夫的本分所以我做”呢?
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,就像毒藤一样疯狂蔓延,缠得我喘不过气。
我翻身下床,光着脚走到浴室,把那件酒红色吊带睡衣脱下来,揉成一团塞进脏衣篓最底下。镜子里的女人和昨晚判若两人——眼眶浮肿,嘴唇发白,头发乱糟糟地支棱着。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,忽然笑了一下,笑得很苦。
“你真是自作多情啊,田颖。”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。
那天上班我迟到了。
我在松烟镇上的裕丰纺织厂做管理,说白了就是个小主管,手底下管着七八个女工,负责排班、考勤、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。这份工作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,每个月到手三千多块钱,在镇上够用,但也剩不下什么。
“田姐!田姐来了!”我刚踏进办公室,小周就咋咋呼呼地凑过来。小周全名周敏,比我小三岁,是我们办公室年纪最小的,一张圆脸配两个酒窝,见谁都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。但我今天看见她的笑脸,心里却莫名地烦躁。
“田姐,你脸色不太好哎,是不是没睡好?”周敏歪着头看我。
“没事。”我摇摇头,走到自己工位上坐下。桌上摊着一堆考勤表,密密麻麻的格子看得我头晕。我拿起笔,在“李桂兰”那行的“迟到”一栏画了个圈,又觉得不对,翻出上个月的记录对照。
“田姐,李桂兰上个月迟到了五次,这个月已经三次了,按规矩得扣五十块钱。”周敏凑过来看了一眼,压低声音说,“不过她是刘主任的亲戚,你扣她的钱,刘主任那边恐怕不高兴。”
刘主任是我们厂的生产主任刘德胜,五十多岁,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了,资历老,人脉广,连厂长都得给他三分面子。李桂兰是他小姨子的表妹,当初就是刘德胜安排进来的,干活敷衍了事,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。
“规矩就是规矩。”我头也不抬地说,把那笔五十块钱的罚款端端正正写在备注栏里。
周敏吐了吐舌头,没再说什么,缩回自己的座位去了。
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,只有电风扇呼啦呼啦转动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。然后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,走进来一个人。
林知意。
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,踩着三厘米的米色高跟鞋,卷发披在肩上,浑身散发着一股淡雅的香水味。和这个灰扑扑的办公室格格不入,像一只凤凰掉进了鸡窝。
“小颖!”她朝我扬了扬手里的保温袋,笑容灿烂得像窗外的太阳,“给你带了早餐,我妈今早现包的小馄饨,鲜虾馅的,你最爱吃。”
林知意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,两家的老宅在镇子东头门对门,小时候我们天天一块儿上学放学,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。后来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,我留在了镇上,她毕业后在省城工作了两年,去年又跑回来了,说是受不了大城市的压力,想回镇上开个花店。
花店开起来之后,她三天两头往我们厂里跑,不是送花就是送吃的,搞得我们办公室一群小姑娘天天盼着她来。
“你真是我的救星。”我接过保温袋,打开盖子,热气裹着鲜香扑面而来,胃里咕噜响了一声。我这才想起来,我昨晚几乎没吃东西,早上也没胃口,这会儿是真的饿了。
林知意在我旁边坐下来,撑着下巴看我吃馄饨,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,然后皱起了眉头。
“你怎么了?”她问。不愧是二十年的交情,一眼就看出不对劲。
“没怎么。”我含糊地应了一声,低头喝汤。
“田颖。”她连名带姓地叫我,语气认真起来,“你眼睛肿了。别跟我说你昨晚喝水喝多了,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。出什么事了?”
我握着勺子的手顿了一下,眼眶忽然又热了。昨天晚上憋了一整晚的眼泪,这会儿像找到了出口,拼命想往外涌。我咬了咬嘴唇,硬生生把那股酸涩压回去。
“下班跟你说。”我小声道。
林知意看了我几秒,没再追问,只是伸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拍。她的手温热柔软,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花香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,差点让我当场破功。
她走了之后,我勉强打起精神把上午的活儿干完。十点多的时候,刘德胜果然来了。他拖着标志性的大肚子,晃晃悠悠地走进办公室,脸上挂着那种让人分不清是客气还是不客气的笑容。
“小田啊。”他走到我桌前,看了一眼桌上的考勤表,“听说你扣了李桂兰五十块钱?”
“按规矩是该扣的。”我抬头看他,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。
“规矩是死的,人是活的嘛。”刘德胜笑起来,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,“小李她家里情况你也知道,老公在外面打工,两个孩子扔给婆婆带,她一个女人不容易。迟到几次就通融通融,何必这么较真呢?”
“刘主任,厂里的考勤制度上个月刚重申过,迟到五次以上罚款五十,六次以上一百。李桂兰上个月五次,这个月已经三次了,我还没算她早退。规矩如果只对一部分人有效,那对其他遵守规矩的人就不公平了。”
我说话的声音不大,语气也还算客气,但话里的意思一点都不退让。
刘德胜的笑容淡了几分。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,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光。
“小田啊,”他慢悠悠地开口,语气像在教育一个不懂事的孩子,“你是个有能力的人,这我承认。但是有时候啊,能力是一回事,做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你在这个位置上三年了吧?按理说早该提一提了,可为什么一直原地踏步,你想过没有?”
这话扎得极准。我在管理岗上干了三年,比我晚来的都提了两次薪了,只有我纹丝不动。厂长每次找我谈话都说“组织上还在考察”,考察了三年,考察出什么来了?
我知道原因,但我一直不愿意承认——因为我不会“来事儿”。我不会拍马屁,不会拉关系,不会在领导讲冷笑话的时候配合着笑。我以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,可现实一次次地告诉我,光做好工作是不够的。
“刘主任,考勤的事我就按规矩办了。如果您觉得不妥,可以去找厂长反映。”我把考勤表合上,抬起头,对他扯出一个礼貌到近乎挑衅的微笑。
刘德胜的脸沉下来。他没再说什么,重重地哼了一声,转身走了。那个哼字拖得很长,像一声闷雷,震得办公室里的空气都嗡嗡响。
他走出去之后,周敏才敢出声,小声说:“田姐,你胆子真大。”
我没接话。我低头看着桌上的考勤表,手指不自觉地收紧,把纸张的边缘捏出了一道浅浅的折痕。我知道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,但我心里反而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痛快——好像昨天晚上受的那些委屈,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,借由这五十块钱的罚款,狠狠地发泄了出去。
你看,我田颖在别的地方窝囊,在工作上至少还能挺直腰板。
多可笑的自尊心。
下午下班的时候,天忽然变了脸。黑云从西边压过来,一层叠一层,浓得像泼墨。风也跟着起了,吹得厂区里的杨树东倒西歪,叶子哗啦啦地响成一片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暴雨前的土腥味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我站在厂门口,看着天色发愁。我没带伞。
“田姐!我带你一程!”周敏骑着她那辆粉红色的小电驴从后面窜出来,头盔都没戴好,歪歪扭扭地扣在脑袋上。
“你去哪儿?”
“我去镇上拿快递,顺路的!”
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跨上了后座。小电驴突突突地发动起来,沿着镇上的水泥路往东开。风越来越大,吹得周敏的头发糊了我一脸。她一边骑车一边大声跟我说话,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:“田姐——你说这雨——什么时候下啊——”
“快了吧——”我也扯着嗓子喊。
话音刚落,豆大的雨点就劈里啪啦砸了下来。不是慢慢来的那种雨,是劈头盖脸直接往下倒的暴雨,好像天上有人拿盆往下泼一样。我和周敏瞬间被浇了个透心凉,连惊呼都来不及。
“完了完了完了!”周敏尖叫着把车拐进路边一户人家的屋檐下。我们俩缩在窄窄的屋檐底下,雨水顺着屋檐流下来,形成一道水帘。我全身都湿透了,衣服贴在身上,头发滴着水,狼狈得不成样子。
然后我看见了那个院子。
那是我家的老宅。我和父母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,嫁人之后就不常回来了。隔着雨幕,我看见院子里有灯光亮着,暖黄色的,透过雨帘模模糊糊地映过来,像一团被水晕开的颜料。
“周敏,你在这儿等我一下,我回家拿把伞。”我说完就冲进了雨里,跑到老宅门口,推开那扇没锁的铁门。
院子里积水了,我的鞋子踩进去,溅起一片水花。我正要开口喊“爸、妈”,就听见屋里的说话声从敞开的窗户飘出来。雨声很大,但那些话还是一字不漏地钻进我的耳朵里。
“其山这孩子也真是的,结婚三年了都不提生孩子的事,我们家小颖眼看着就三十了,再拖下去可怎么办?”是我妈的声音,带着明显的怨气。
“急什么,不生就不生,反正钱在咱们手里攥着。”我爸的声音接着响起,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精明和算计,“那十八万八我一分没动,存了定期。要是哪天他们家翻脸了,这钱就是小颖的退路。你可千万别说漏嘴让小颖知道,她那个脾气,肯定要给宋家送回去。”
雨声忽然变得很大,大到我听不见任何别的声音。
我站在院子里,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,流过脸颊,流进脖子里,冰凉冰凉的。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,一步都迈不动。屋子里的灯光透过窗户照出来,照在院子里的积水上面,亮晃晃的,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。
原来宋其山说得没错。
原来我爸真的没有把那笔钱还回去的意思。
原来我以为是“规矩”的那十八万八,真的成了我爸攥在手里的底牌,用来防备我嫁的那个男人。
我忽然想笑。昨天晚上宋其山说出那些话的时候,我还觉得是他小题大做,是他记仇,是他不够爱我。可现在我才发现,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我一直活在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觉里,以为我的婚姻风平浪静,以为两家人和睦相处,以为所有的矛盾都只是我想多了。
其实不是。其实那条裂缝早就在那里了,只是我瞎了眼,看不见。
“田姐!田姐你拿好了没有——”周敏的声音从远处传来,被雨声压得模模糊糊。
我深吸一口气,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——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。我没有进门,转身跑回了周敏那边。她的眼睛瞪得溜圆,看着我空空的双手:“伞呢?”
“忘了。”我说,“走吧,反正都湿透了。”
周敏一脸狐疑地看着我,但没多问。她重新发动小电驴,我们俩在暴雨里穿行,雨水劈头盖脸地砸过来,砸得我睁不开眼睛。但我反而觉得痛快。那种浑身湿透的痛快,好像连心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被雨水冲刷了一遍,冲得干干净净。
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我推开家门,屋里亮着灯。宋其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碗泡面,泡得发涨了也没动几口。他看见我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门口,眉头皱了一下。
“怎么淋成这样?”他站起来,去卫生间拿了条干毛巾递给我。
我接过毛巾,攥在手里,没有擦。我看着他——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三年的男人,眉骨很高,下颌线条利落,还是当年我喜欢的那个样子。可我忽然觉得他很陌生。
“其山。”我叫他的名字,声音很轻,轻得像怕惊动什么。
“嗯?”
“我今天路过老宅,”我把毛巾攥得很紧,指节发白,“听见我爸说了些话。”
宋其山的动作顿了一下,然后他重新坐回沙发上,拿起筷子搅了搅那碗坨了的泡面。热气已经散尽了,面条黏成一团。
“说什么了?”他问,语气很淡。
“那十八万八,他一分没动。”我看着他的侧脸,“他说……那是给我留的退路。”
客厅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雨声从窗户的缝隙里渗进来,淅淅沥沥的,像有人在外面低声地哭。宋其山盯着那碗坨掉的泡面,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应了。
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。那声笑很轻很短,但里面的意味太过复杂,复杂到我分辨不清是苦涩还是释然。
“你看,我没说错吧。”他把筷子放下,靠在沙发靠背上,仰头看着天花板,“你爸妈从来没把我当自家人。在他们眼里,我宋其山就是个外人,随时可能欺负他们女儿的外人,所以要留后路,要攥着那笔钱,攥得死死的。”
他转过头,看着我,眼神平静而疲惫。
“田颖,这件事我三年前就知道了。你妈跟我妈说过,说那笔钱他们先替你们存着,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再拿出来。可三年了,提都没提过。你知道我最寒心的是什么吗?不是钱不钱的问题,是这种防备。我们结婚三年了,一千多个日日夜夜,他们还在防着我。”
我把毛巾盖在头上,让毛巾的绒毛吸走脸上的水。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此刻的表情。
“那你昨天……”我艰难地开口,“你说那些话,是因为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一根刺,对吗?”
“对。”
“所以你不想跟我生孩子。”
他没说话。沉默就是答案。
我把毛巾从头上扯下来,湿漉漉的头发粘在脸颊上,我顾不上了。我走到他面前,蹲下来,让自己和他的视线平齐。我看着他眼睛里那个狼狈的倒影,一字一句地问:“宋其山,你还爱我吗?”
他愣住了。
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扔进深潭,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,久久不能平息。他张了张嘴,又闭上,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不知道。三年婚姻的终点站,得到的是一句“不知道”。不是“爱”,也不是“不爱”,是一个模棱两可的、比沉默更让人绝望的答案。
我蹲在那里,膝盖硌在冰凉的地板砖上,寒意从膝盖骨一路窜上心口。我想哭,但眼睛是干的。昨天晚上憋了一夜的眼泪,今天白天压了一天的眼泪,此刻忽然消失了,像一条河被截断了源头,只剩下干涸的河床。
“好。”我站起来,腿有点麻,“我知道了。”
我转身走进卧室,关上门的瞬间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不是嚎啕大哭,是无声无息的那种,眼泪一颗一颗地滚下来,砸在地板上,晕开一小圈一小圈的水渍。我靠着门板滑坐下去,抱着膝盖,把脸埋进臂弯里。
三年前,宋其山穿着那身笔挺的西装站在我面前,紧张得手心冒汗,把那枚戒指套上我无名指的时候,手都是抖的。他说,田颖,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我说,我也会。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,以为“一辈子”三个字说出来就是一辈子,以为“对你好”这件事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可我们不知道,“一辈子”里藏着那么多鸡毛蒜皮,藏着那么多没说出口的话,藏着十八万八的彩礼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沉默。
屋外的雨还在下。打在窗户上,劈啪作响。远处不知道谁家的狗在叫,一声接一声,叫得人心烦意乱。
我哭累了,就那么靠着门板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中,我听见手机响了一声,是林知意发来的消息。
“小颖,白天的事还没跟我说呢。方便的话给我回个电话,多晚我都等你。”
我看着那行字,眼泪又涌了上来。我回了一条:“知意,我想离婚了。”
消息发出去不到十秒,林知意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我按下接听键,把手机贴在耳朵上,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。
“你再说一遍?”她的声音绷得很紧。
“我说,我想离婚。”我重复了一遍,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,然后林知意用那种我太熟悉的、她每次要骂人之前都会用的语气说:“你现在在哪儿?我来接你。”
“不用了——”
“我问你在哪儿!”她提高音量。
“在家。”
“你等着,哪儿也别去。”
电话挂断了。我看着暗下去的手机屏幕,忽然有一种被抽空了的感觉,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,软塌塌地瘫在门板后面。林知意这个人,平日里笑嘻嘻的,看起来没心没肺,但一旦认真起来,谁都拦不住。读大学那会儿有个男生追我追得太过火,林知意直接堵到人家宿舍楼下,当着整栋楼的面把那男生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从那以后,那个男生见了我就绕道走。
半小时后,林知意出现在我家客厅里。
她应该是冒雨骑车过来的,裙摆湿了一大截,高跟鞋上沾满了泥点子,头发胡乱扎了个马尾,平时精心打理过的卷发被雨淋得乱七八糟。但她完全顾不上这些,一进门就扫视了一圈客厅,目光在宋其山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就移开了,然后快步走到我面前。
“走。”她抓住我的手腕,手心是湿的,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。
宋其山从沙发上站起来,嘴唇动了动,似乎想说什么,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“宋其山,”林知意转过头看着他,语气是我从没听过的冷硬,“你这个人我不评价。但是田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,我今天带她走,你不拦着,以后也最好别拦。”
宋其山看着我,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那里面不是愤怒,不是愧疚,更像是某种认命般的平静——好像他早就预感到这一天会来,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。
“你的东西……”他开口。
“改天再拿。”我说。
林知意拉着我往外走。我的拖鞋踩在楼梯上,啪嗒啪嗒地响。下到二楼拐角的时候,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宋其山站在门口,走廊的灯光从他身后照过来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一直延伸到我的脚下。他就那么站着,像一尊雕塑,不动,不说话。
这个画面后来很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我总是在梦里回头看他,每一次他都是这个样子——站在门口,逆着光,看不清表情。
林知意把我带回了她的花店。
她的花店在镇子西头,临街的一间小门面,店名就叫“知意花坊”,是她自己的名字。店里摆满了各色鲜花,玫瑰、百合、雏菊、满天星、向日葵,浓淡不一的香气混在一起,反而有种让人安心的味道。后面隔出了一个小隔间,有张小床和简单的厨具,那是林知意偶尔看店太晚时凑合过夜的地方。
“你先坐,我去给你找身干衣服。”她把我按在小床上,转身去柜子里翻找。我坐在床沿上,浑身湿漉漉的,把她干净的床单浸出一片水渍。我愣愣地看着那片水渍慢慢扩大,心想,原来一个浑身湿透的人是会弄脏所有她碰到的东西的。
林知意找了一套睡衣递给我,又去烧了壶热水,泡了两杯姜茶。我换好衣服,捧着姜茶坐在床上,热汽蒸得脸发烫,但手指还是冰凉的。
“说吧。”她在我对面坐下来,翘起二郎腿,双手抱胸,一副审讯的架势,“从头到尾,一个字不许漏。”
我捧着那杯姜茶,从我妈的电话说起,说到那件酒红色吊带睡衣,说到宋其山翻出的十八万八旧账,说到今天傍晚在老宅院子里听见的那番对话,说到最后他说的那句“不知道”。我说得很慢,断断续续的,有些地方颠三倒四,但林知意听得很认真,没有打断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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