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0章 领地巡查（2/2）

第二天一早，杨定军和格哈德骑马出了林登霍夫城堡，往西南方向的瓦尔德堡去。

瓦尔德堡在林登霍夫领地的西南角，是一块被丘陵包围的小块平原。说是平原，其实也就是几片起伏不大的坡地，中间夹着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。杨定军去年花两百金币把它买下来时，这块地只有七户佃农，种着不到一百亩薄田，剩下的都是长满灌木和石楠的荒坡。

他买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收租，是开荒。

他从林登霍夫调了二十多个劳力，加上瓦尔德堡本地的七户佃农，用了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，把向阳的南坡全部开出来。砍灌木、挖树根、翻土、捡石头——光是捡出来的石头就堆成了好几道田埂。开出来的新地有将近两百亩，加上原来的熟地，总共三百亩出头。

格哈德当时问他，开这么多地种什么。他说，大豆。

格哈德没见过大豆。杨定军从盛京带了一袋豆种过来，倒在他手心里，圆溜溜的，淡黄色，比豌豆大，比蚕豆小。杨定军告诉他，这种豆子不挑地，坡地、薄地都能长，而且能肥田——大豆的根会跟土壤里的某种东西发生作用，把空气中的养分固定到土里，种过大豆的地再种麦子，产量能高一截。

格哈德听得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

此刻，杨定军站在瓦尔德堡的南坡上，面前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豆田。

大豆已经长到了膝盖高，茎秆粗壮，叶片浓绿，植株之间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，几乎看不见地皮。豆苗间嗡嗡穿梭。六月的阳光照在豆田上，风吹过去，豆苗弯下腰又弹起来，像一片绿色的海面起了浪。

杨定军蹲下来，拨开豆叶，看茎秆和根部的长势。茎秆上没有病斑，叶片没有虫咬的痕迹，根部附近的土壤湿润松软。他拔起一株豆苗，看了看根部的根瘤——灰白色的小颗粒密密麻麻地附着在根须上，数量比他预想的还多。

“根瘤结得好。”他把豆苗递给格哈德，“根瘤越多，肥田的效果越好。这块地明年种麦子，产量至少能加两成。”

格哈德接过豆苗，翻来覆去地看那些灰白色的小颗粒。他种了几十年地，从没见过这种“根瘤”，更不知道这东西能肥田。但杨定军说的话，他信。不是因为杨定军是伯爵的丈夫，是因为杨定军教给他的每一件事——轮作、选种、开沟排水、新式犁头——都实实在在提高了产量。

“伯爵大人，这批大豆收了之后，是运回盛京，还是在本地留种？”格哈德问。

“留一半，运一半。”杨定军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“留种的挑最饱满的豆荚，晾干了单独存放。运回盛京的那一半，我让我哥榨油。大豆榨的油炒菜香，剩下的豆饼可以喂牲口、肥田，一点不浪费。”

格哈德把这些话记在心里。

两人沿着田埂往坡下走。小溪边，几个瓦尔德堡的佃农正在挖排水沟——这也是杨定军去年交代的。坡地怕旱也怕涝，雨大了水排不出去，豆苗的根就会沤烂。沿着坡地挖几条排水沟，把多余的水引到小溪里，旱了还能从小溪引水浇地。

佃农们看见杨定军，纷纷停下手中的活，直起腰来。

杨定军不认识他们。去年买下瓦尔德堡时，他只在村里待了三天，跟七户佃农匆匆见了一面，名字和脸都对不上。但佃农们显然认识他——不光是认识，看见他走过来时，几个人的站姿明显变了，腰挺直了，手从锄头柄上松开，规规矩矩地垂在两侧。

那种姿态不是恐惧，是敬畏。

一个年长的佃农摘下帽子，上前一步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德语说：“伯爵大人，您来了。”

杨定军没有纠正他的称呼。他点了点头，问：“今年大豆的长势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

老佃农回头看了看豆田，又转回来，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，露出一个不太习惯的笑容——像是很久没有对领主笑过了。

“好。长得好。我种了大半辈子地，没见过这么好的豆子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也没见过领主大人下田看庄稼。”

杨定军没有接这句话。他蹲到排水沟旁边，看了看沟的深度和坡度，用手指量了一下沟底的宽度。“沟挖得不错。但出水口那块再挖深两寸，不然下大雨的时候水排不及。”

老佃农愣了一下，然后连连点头。

杨定军站起来，沿着田埂继续走。几个佃农跟在他身后，保持着几步的距离，不敢靠太近。走过整片豆田，看过排水沟、看过溪边的引水渠、看过坡顶新栽的那排用来挡风的杨树苗，杨定军最后在村口的老橡树下站住了。

瓦尔德堡的“堡”只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土岗子，上面有一圈快要塌光的石墙基址。七户佃农住在土岗时，木屋的顶是漏的，墙是歪的，鸡瘦得能看见骨头。

今天再看，木屋顶上换了新麦草，墙壁用泥巴重新抹过了，菜地里的青菜长得油亮，院子里多了好几只母鸡带着小鸡刨食。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蹲在院子里喂鸡，看见杨定军，站起来跑进屋里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妇人从屋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，又缩回去了。

杨定军把目光从那间木屋上收回来。

“银锁是谁的主意？”他忽然问。

格哈德指了指老佃农。“汉斯的提议。他家是七户里最穷的，去年冬天您让人送了几袋麦子过来救济，他家靠那几袋麦子撑过了年关。听说您添了儿子，他把自己女人的银簪子熔了，说要打一把锁。其他几户知道后，凑了碎银子一起熔的。”

杨定军沉默了很久。

老橡树的树荫落在他身上，风吹过去，树叶哗啦啦响。

“替我跟他们说。”杨定军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楚，“银锁我收到了，戴在杨安身上。等杨安长大，我会告诉他，这把锁是瓦尔德堡送的。”

格哈德把话翻译给老佃农听。老佃农听完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，只是用力点了几下头。

从瓦尔德堡出来，杨定军没有直接回林登霍夫。

他让格哈德先回去，自己骑着马沿着瓦尔德堡的边界走了一圈。这块骑士领的边界在买下时就有明确的标记——东边以那条小溪为界，南边到老橡树所在的山坡顶，西边是一片杂木林，北边是一条废弃的罗马古道。

他在古道边上勒住马，翻身下来，蹲在路面上看了一会儿。

这条古道是罗马人几百年前修的，用大块石板铺成，两边有排水沟。几百年过去，石板已经被车轮碾出了深深的车辙，有些地方断裂塌陷，有些地方被泥土和落叶覆盖。但路基还在，大的走向依稀可辨——往北通向林登霍夫，往南通向阿尔卑斯山的某个山口。

杨定军站在古道中央，往北看，又往南看。

盛京到林登霍夫的路是他主持修的，用了两年时间，把原本的土路拓宽加固，铺上碎石，挖了排水沟，架了几座木桥。那条路现在能跑马车，雨天不陷，雪天不滑。但盛京往东、往南的路，还是原始的土路和零星的罗马古道遗迹，大部分路段只能走人马，通不了重载马车。

如果要把瓦尔德堡的粮食和大豆运回盛京，如果要把盛京的布匹和铁器运到林登霍夫，如果将来意大利的硫磺和硝石从南边翻山过来、要继续往北运——路，就是绕不开的问题。

他爹说过，商路不只是走出来的，是修出来的。

杨定军把古道的走向记在脑子里，翻身上马，沿着边界继续走。

傍晚时分，他回到林登霍夫城堡。

格哈德在城堡门口等他，脸上带着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表情——他知道杨定军不会只满足于听汇报和看豆田，这个人一定会把边界走一遍、把路看一遍、把每一个需要修的地方都记下来，才肯回来。

晚饭时，格哈德又汇报了几件事。

北边那个子爵最近确实消停了。杨定山上个月带着远瞳小队在边界上驻扎了十天，每天操练、打靶，还用手雷炸碎了一块房子大的岩石。子爵派来的探子趴在远处的山梁上看了几天，回去汇报后，子爵立刻派人送了一批礼物到林登霍夫，说是“睦邻友好”的表示。格哈德收下礼物，回赠了一批盛京产的细布和铁农具，两边的关系暂时稳住了。

埃伯哈德骑士上个月来找过格哈德，说他领地里的一处水渠塌了，问能不能请盛京的石匠帮忙修。格哈德答应了，从林登霍夫派了几个工匠过去，修好了水渠。埃伯哈德感激得很，主动提出今年的秋租可以多交一些。

阿达尔贝特更积极。他听说瓦尔德堡种大豆能肥田，专程骑马过来看了两趟，回去后在自己的领地上也试种了十几亩。出苗后他高兴得不行，逢人就说伯爵大人教他的法子好用。

“这些骑士，现在是真心服了。”格哈德最后总结道，“不是因为您的刀剑，是因为您的知识。”

杨定军把杯子里最后一口蜂蜜酒喝完。

“格哈德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把林登霍夫管得很好。”杨定军看着老骑士，“玛蒂尔达和我，都记着。”

格哈德的嘴唇抿紧了。他坐在那里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朝杨定军行了一个骑士礼——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、走形式的礼，是右手按胸、深深弯腰、停顿了三息的那种。

“伯爵大人，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这辈子，侍奉过三任领主。第一任猜忌我，第二任利用我，第三任——”他直起腰，看着杨定军，“您和女伯爵，信任我。这就够了。”

杨定军站起来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没有说话。

第二天清晨，杨定军骑马离开了林登霍夫。

他没有直接回盛京，而是绕了一段路，去看埃伯哈德修好的水渠。水渠用石片砌成，接缝处抹了石灰，渠水清澈见底，沿着坡地缓缓流淌，滋润着两旁的农田。埃伯哈德亲自带着他走了一段，指着渠边的麦田说，有了这条渠，今年夏粮比去年多了三成。

从埃伯哈德那里出来，他又去了阿达尔贝特的领地。阿达尔贝特不在家，去了田里。杨定军找到他时，这个曾经最不服管的骑士正蹲在大豆田里，跟几个佃农一起拔草，手上全是泥。看见杨定军，他站起来，在衣襟上擦了擦手，有些局促地行了一礼。

杨定军看了看他的豆田。种得比瓦尔德堡的晚，豆苗矮了一截，但长势不错，根部的根瘤也结出来了。阿达尔贝特蹲在田边，指着豆苗问了好几个问题——什么时候追肥、什么时候打顶、收了之后怎么留种。杨定军一个一个回答了。阿达尔贝特听得很认真，听完又蹲下去，继续拔草。

杨定军上马离开时，回头看了一眼。阿达尔贝特还蹲在田里，灰扑扑的背影跟那几个佃农几乎分不出来。

回到盛京是六月二十四的傍晚。

杨定军把马交给马夫，没有回自己院子，先去了杨保禄那里。杨保禄正坐在院子里看小乔治从米兰送回来的信——信是快马走圣伯纳山口送回来的，比预期快了五天。信上写得很详细：米兰商人对样品很满意，出价很高，吉拉尔迪愿意用硫磺矿的长期供应换取独家代理权，等盛京这边的回信。

杨保禄把信递给杨定军。杨定军看完，说：“条件不错。”

“我也觉得不错。”杨保禄说，“等爹看过，就给小乔治回信。”

杨定军点点头，在石凳上坐下。他骑了一整天的马，浑身的骨头架子都快散了，但精神很好。

“瓦尔德堡怎么样？”杨保禄问。

“大豆长得好。根瘤结得密，明年种麦子能增产。”杨定军说，“排水沟挖得不错，引水渠也通了。七户佃农的屋顶换了新草，养了鸡，种了菜。”

他顿了顿，从怀里掏出那把银锁，放在桌上。

杨保禄拿起来，翻来覆去地看。银锁被体温捂得温热，正面“平安”两个字歪歪扭扭，背面的瓦尔德堡轮廓也刻得粗陋。但那种粗陋里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。

“老太太把银簪子熔了。”杨定军说。

杨保禄把银锁放回桌上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爹说得对。”他忽然开口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利益比忠诚可靠。但利益之外，还有一样东西。”杨保禄看着那把银锁，“你把地分给他们种，教他们怎么种得更好，收租只收三成，多收的归他们自己，冬天断了粮还送麦子过去。这些东西加起来，就不是利益了。”

杨定军没说话。

“是恩义。”杨保禄说。

院子里安静下来。远处阿勒河的水声隐隐传来，混着水力工坊水车转动的吱呀声。那把银锁静静地躺在石桌上，夕阳的余晖照在上面，把灰白色的银面镀成了一层浅浅的金色。

杨定军拿起银锁，站起来。

“我回去看看杨安。”

他走出院子，沿着石板路往自己的小院走。银锁揣在怀里，贴着胸口，一步一步，走得稳稳当当。

身后，盛京的暮色正在落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