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章 一纸证明里的政绩观拷问（1/2）

原本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——给孩子上户口。我揣着户口本、身份证、孩子的出生证明，还有红彤彤的结婚证，满心以为按流程走，顺顺利利就能办好。可到了政务服务窗口，一句话就把我堵在了原地：结婚证没用，必须要婚姻登记档案，离婚的要离婚档案，协议离婚得去民政部门盖章，还要再去公证处公证。

我当场就愣了。

结婚证，是国家民政部门颁发的法定证件，盖着鲜红的公章，有着完备的法律效力，证明两个人的婚姻关系，白纸黑字，有据可查。怎么到了办户口这一步，反倒成了无效证件？怎么法定机关发的法定凭证，做不了办事的依据，反倒要额外再开一堆证明、再跑一趟公证，才能证明“我的结婚证是真的”“我的婚姻关系是真的”？

跑手续的这几天，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来回折腾。先去民政部门调婚姻档案，排队、填表、等待审核，好不容易拿到盖了章的材料，又被告知必须去公证处做公证。坐在公证处等候区的时候，我心里满是不解：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真切弄明白公证处原来还要做这类“证明证件有效”的业务，而这份业务，完完全全是群众本不该承受的负担。

如果是法院判决离婚，必须出具判决书；协议离婚，除了离婚证，还要离婚协议、民政部门盖章、额外公证。一套流程走下来，原本跑一次就能办的事，硬生生要跑三四次，甚至更多。我忍不住追问窗口工作人员：国家发的结婚证、离婚证，难道不是最权威的证明吗？难道这些法定证件，还有假的？如果真的担心证件造假，难道不能通过部门之间的数据核查、信息互通来核验，非要让老百姓一趟趟跑腿，开一份又一份重复证明吗？

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，只得到一句“规定就是这样”。

一句冰冷的“规定”，把老百姓的时间、精力全都耗在了无意义的奔波上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公安部门要求开这些证明，民政部门也“配合”着开，公证处也按流程受理，整个链条里，每个部门都在按自己的规矩办事，却没有一个环节、没有一个人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一想：这是不是无用功？这是不是在人为设置障碍？

一边是国家反复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喊着“让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，推行“一网通办、一窗受理、一次办好”；一边是基层办事窗口，依旧死守着僵化的流程、冗余的证明，把法定证件束之高阁，把群众的诉求抛在脑后。这种强烈的反差，让人心里不是滋味，更让人忍不住深思：我们的政务服务，到底是为了方便管理，还是为了服务群众？当下正在开展的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难道不该从这些看似微小、却直指民生痛点的小事上，找问题、改作风、抓落实吗？

一、荒唐的证明链条：到底在怀疑谁，为难谁？

这件事的核心荒唐之处，在于对国家法定证件的无端否定，对部门公信力的自我消解。

结婚证、离婚证，是由民政部门依法核发、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行政凭证，是认定公民婚姻状况的唯一合法依据。从法律层面来讲，它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，不容置疑。公安户籍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，理应认可同级、同体系下其他部门出具的法定证件，这是政务协同的基本常识，也是政府公信力的基本体现。

可现实却是，户籍窗口不认可民政部门发的证件，非要群众再去民政部门开一份“档案证明”，证明结婚证是真的；甚至还要再去公证处，做一份“婚姻关系公证”，用一份公证文书，再次证明法定证件的有效性。

这就陷入了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闭环：用民政部门的证明，证明民政部门的证件；用公证处的文书，证明政府机关的公章。

难道是老百姓拿着假结婚证去办户口？难道我们的政务管理，已经低效到只能靠群众自证清白，才能规避风险？

退一步讲，即便担心极少数证件造假的情况，当下大数据互联互通早已成熟，人口信息、婚姻登记信息，完全可以实现部门之间在线核查、即时核验。公安户籍窗口，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数据平台，直接对接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系统，一键查询、核实真伪，根本不需要让群众来回跑腿。

不做部门间的数据互通，不优化内部核验流程，反而把核验的责任、跑腿的成本、时间的消耗，全部转嫁给普通老百姓，这不是严谨，这是懒政；这不是依规办事，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

更让人唏嘘的是，整个流程中，没有一个部门拒绝这种“无用证明”。公安要，民政就开，公证处就办，大家都在按流程履职，却没人打破这个不合理的闭环。明明是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、流程僵化，最终买单的，却是办事群众。抱着孩子排队、请假跑腿、反复提交材料，明明手里攥着全套法定证件，却依旧寸步难行，这就是当下部分政务服务的真实写照。

二、政绩观错位：把“免责”当初心，把“管理”当目的

结合当下正在开展的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，再回看这场办户口的折腾经历，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：一些部门、一些工作人员，政绩观严重错位，把自身免责放在首位，把群众便利抛在脑后，把“便于管理”当作政务服务的终极目的，完全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

其一，是避责思维凌驾于为民初心。

要求群众提供层层证明、冗余材料，本质上是工作人员为了规避自身审核风险。多要一份材料、多盖一个公章、多一份公证文书，就意味着自己少一分责任、少一点风险。哪怕这些材料完全重复、毫无必要，哪怕群众跑断腿、耗尽力，只要自己流程上“无懈可击”，就万事大吉。

这种思维，看似严谨负责，实则是不作为、不担当。公职人员的初心，是为群众办实事、解难题，而不是守着流程、规避责任。为了自己免责，不惜增加群众办事成本，本质上就是政绩观跑偏，把个人履职风险，置于群众切身利益之上。

其二，是部门壁垒割裂了政务协同。

婚姻登记信息、户籍信息，同属政府政务数据，本该互联互通、共享共用。但长期以来，部分部门各自为政，数据互不打通，流程互不衔接，形成了一个个“信息孤岛”。每个部门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只执行自己的规定，不考虑部门之间的协同，不考虑群众办事的整体体验。

民政部门发了证，公安部门不认；明明系统里能查到，非要让群众线下跑。这种部门本位主义，让“放管服”改革落不到实处，让便民政策变成了一纸空文，说到底，是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，没有把群众的“急难愁盼”放在心上，只看重自身工作的“便捷省心”。

其三，是官老爷作风依旧根深蒂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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